Let him be himself
Most women find it hard to love guys just the way they are. We want to change their hair, their clothes, their job, and sometimes even their friends to fit our ideal. With our own pals, we’re more accepting of differences, actually proud to have a tech nerd, yoga snob or fashion slave as part of our collection of confidantes. Ruthanna Hall, a sales associate in New York, has learned to relax and appreciate distinctly male behaviors with great results for her relationship. “When we go out, I might feel more like drinking a cool cocktail uptown, but then all he’ll want is a beer at the neighborhood bar,” she explains. Rather than sulk all evening about his lack of class, she’ll focus in on the funny conversation they’re having. “Sure, most guys do things that cause girls to go ‘uggghhh!’ But that’s just the way they are,” she says. “Why not get on with it and have fun?”

Tell him what you think
We don’t expect our best buds to always know what we’re thinking. In fact, we actually enjoy swapping thoughts, hopes, and fears—that’s most of the fun! But why, then, are we so disappointed when our boyfriends don’t exhibit ESP 24/7? We’ve all been guilty of harboring romantic notions like “If he’s been listening to me, he’ll know exactly where to take me for dinner on Valentine’s Day” or “If he were truly paying attention right now, he’d know I’m freaking out about this virus on my computer and offer to come over and help.” But trust me, you’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disappointment by just telling him where you want to dine out on Valentine’s Day, or by asking him to come over with his anti-virus software. After all, it’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so just because you’ve decided he’s the one, don’t go mum and add major guesswork to your communications.

Give him his space
Sometimes, girlfriends just go MIA for a while. They get so busy at work that they don’t return your email. Do we give them flack for it? Nothing serious. But for some reason, the rules change for guys: We rail on them for not promptly returning phone calls, take offense if they want a guy’s night out. But remember,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me” time and “we” time will make the time you do spend together even better. Bridget Cunningham found her relationship got so much mellower once she stopped stressing about where her boyfriend was every hour. “I don’t hold it against him when he wants to have his own time,” she says. “You don’t cut your friends off when they do things with other people, so why shouldn’t it be the same with the person you love? Meanwhile I’m free to go running off with my girlfriend and blab about girl stuff. We meet afterwards for coffee, and we’re both feeling refreshed and fulfilled by spending time apart…and that much happier to be spending time together again.”

       后来，听说老徐的播客火了，我才渐渐的改变想法——原来播客也是可以这么写的，于是常常产生写东西的想法。之所以想写，原因很简单，就象徐静蕾说她自己想当导演是因为她“想说话”一样，我想写是因为我“想说话”。一个人“想说话”应该不会是一件坏事吧。 

       SPACES本来就是一个展现个性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写？我的地盘听我的！

三　生命的劲歌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除嫌汉剧有点正儿八经（汉剧近于京剧）外，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武汉人喜欢说“玩”这个字。比如谈恋爱，北方人“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弄异性”。
　　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 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可观赏性的。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就是。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祝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
　　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口者)”，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口者)”；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口者)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口者)”？(口者)、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将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汉人有句口头禅，叫“烦死人了”。当一个武汉人要诉说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满时，往往会用这句口头禅来开头。比如等人等不来，就会说：“烦死人了的，等半天了，这个鬼人还不来！”要表示讨厌某人，也会说：“这个人蛮烦人。”不过这些话也可以反用。比如一个妻子也可以这样夸奖她的丈夫：“他这个鬼人，晓得有几（多么）烦人 ”或：“你说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买回来穿，烦死人了！”这里说的“烦”，其实就是乐 嘴巴上说“烦死人了”，只怕心里倒是“不厌其烦”呢！
　　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环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两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团《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人大代表王丹萍说：“天热太阳大，外面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口者)，到你自己屋里(口者)去！”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口昂)”）。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 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口沙)！”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交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松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凸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 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 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 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矿；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 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 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著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欢喜流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露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口夸)天”。(口夸)，音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几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口夸)天”。武汉人(口夸)呀(口夸)呀，(口夸)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口沙)，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来的好外公鸡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事实上武汉人的人生观中也确实有一种“戏剧性情结”。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自编自演又可供观赏的戏。演戏就是“玩味”，看戏就是“要味”，会看戏就是“懂味”，不会看戏就是“不懂味”，而不会演戏则是“冒得味”。因此，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活得有板有眼。有没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汉人那里，一个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办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么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谓“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么戏”的意思。显然，武汉人之所谓“板眼”，也就是戏曲中的节拍，就像“瘫腔一的“腔”是戏曲中的唱腔，“醒黄”的“黄”是戏曲中的皮黄（声腔）一样。醒，有一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欢对方），只不过“醒倒迷”罢 “醒黄”也一样。一个人，一本正经地上台了，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好段子听。听了半天，却发现原来不是皮黄，而是“醒黄”。所以，武汉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闹”之类称作“闹醒黄”。
　　一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一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色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闹醒黄”是“诈倒裹”，“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露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露馅”。一旦露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 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欢“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者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人大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
　　比“岔把子”更讨厌的是“夹生苕”。所谓“夹生苕”，也就是又“夹生”又“愚蠢”的人。武汉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红薯、地瓜。红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汉人读如“户”）的，也就是“糊涂”。所以，武汉人说一个人稀里糊涂，就会说：“他‘糊’得很”，或“这讶么样是个‘糊’的？”又因为熟红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涂虫叫做“糊溏”。“岔把子”虽然“岔”，却不“糊”；“夹生苕”则不但“夹生”，而且“苕”。“苕”则“蠢”，“夹生”则“岔”，简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论，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夹生苕”的共同特点，是“不够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够意思”，而是根本就“没意思”。然而武汉人是不能“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找乐子”，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给自己来点“小乐惠”。他们的括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把艰难困苦的人生变得其乐无穷。

　　于是，武汉人便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把他们九死一生的艰难人生和不太顺心的烦恼人生，变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值得“铆起唱”的生命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