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北国的灿烂阳光终于出现在湛蓝的天空中。然后，这一个月以来，远在千里以外的祖国大地上却被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所笼罩。而这一层阴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弥漫到世界各地中国人的心中。早晨，当我打到MSN，那上面一个个闪烁的“小心心”让我看的有点头晕有点目眩；又听说瑞典南部几座城市的华人留学生准备进行反藏DU游行。2008，果真不同寻常。
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看来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有人呼吁抵制家乐福，请为这些天真的人们，这样有用吗？Business is Business，更何况家乐福卖的也非法国货。极端的民族主义正在入雨后春笋般在广大中国人华人中蔓延开来，这无疑是国民意识的一种很好的体现，而中国人真正开始有这种国家认同感也是从民国以后才开始的。Tibet的历史问题和宗教问题太复杂，我们也很难说清楚，必尽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这样的大难题还是留给politician去解决吧。但是当海外学子，满腔热血的新中国一代为China为Olympic呐喊时，也千万不要忘了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国家的兴衰、历史的无情，就这样展现无遗。美国仍是“最美丽的国家”，签证处门口的队伍长而又长，我记得两年前那位身形肥壮的女保安的凌凌威风，她对着一对暗自发出不满的老夫妇说：“不满意，去非洲使馆签呀，那不用排队。”它多年的宿敌滑向另一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像是醉倒、并被削去利爪的北极熊。它不再能给世界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它所有的是资源、坏榜样的警告、核原料，还有人——既有一流的数学家，也有姑娘的鲜活肉体。在不到十年中，俄罗斯人面临着命运的过山车式的变化。一开始他们被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压迫得窒息，他们觉得生活停滞、僵化，渴望“新思维”与“改革”，但是当改革真的到来时，一切与他们想象的不同，他们从压抑、窒息的这一端毫无准备的滑到了失序这一端，每个人必须拼命挣扎才能不致被新浪潮淹没下去，他们甚至开始渴望昔日的体制——它或许压抑，却提供了确定性。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和因领土纷争而不断冲突的俄罗斯，为试图从古老中焕发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两幅未来图景，它们令人激动又迷惑。如今，在这种激动与迷惑中，又增添了一种新情绪——怀疑并稍有不屑。
光华路向东延伸的这一段，可以部分说明中国获得这种新情绪的原因。那些我刚刚列举的大楼，像是在展开一场更高、更快、更强的竞赛。它们都是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幕墙共同塑造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它是进步与现代的标志，这些建筑物是此刻的中国最乐意展示的，它能一目了然的显示出业已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赋予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以安慰和意义。
人们总嫌这些闪闪发亮的大楼不够，建了一座又一座，希望它们生长得像是雨后的竹笋。站在光华路上，不远处那座巧克立色的一期国贸大厦已显得陈旧而矮下，仅仅10年前，它还如鹤立鸡群一样矗立在北京的东区，而现在，它的三期工程已快竣工，它有如一个巨大的纪念碑戳向天空，如果空气的质量再差一点，它的顶端可能都要淹没郁积的灰尘中了。
穿过东三环的光明桥路口，继续向东。那座让所有的大厦都黯然失色的建筑出现了。它像是个还被搭建好的积木，或是上身不翼而飞、只剩下两条钢腿的机械巨人。在过去几年中，关于它的设计、每一步进展都是北京议论的中心。它是中国最有权势、也是最保守的新闻机构中央电视台的新总部，它的设计者则是以标新立异、反传统著称的建筑师荷兰雷姆•库哈斯。
再没有这一结合更能表现此刻北京的气质了。它是炫耀式的，没人能忽略它的存在，它也充满了生硬的傲慢，它就那样突兀耸立着，丝毫无意和四周达成某种妥协。它是此刻北京最著名的建筑物，影响力堪与匹敌的只有类似鸟巢的奥运会主场馆，还有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巨大蛋形的国家大剧院。它们都是国家权力与西方大胆建筑师的共同缔造的产物，也经常被视作一个正在创造奇迹的新中国的标志——她变得富裕、进步、强大和自信。
“你怎样看待这个新北京？”过去几年中，不断有人这样问我。最近的一位来自东京，他是个瘦瘦身材、蓄着长发、眼睛细长的日本记者，他是两天前来到北京的，为一本杂志写一篇关于2008年北京的报道。
“到处都是工地，好像一切都在修建。”之前，他发表了对北京最初印象。我们坐在这家生意冷清的咖啡店，玻璃窗外是飞扬的柳絮，那倾斜的CCTV大厦就在视线西北方向，大楼顶上，四台橙红色的吊车正姿态各异的挺立着。
好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些吊车着迷不已，它在北京随处可见。在一个接一个的工地上，它们像是一只只科幻小说中的巨大昆虫，趴在那里，并有规律的移动。据说，全球的一半吊车都集中在北京，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过去的15年中，北京进行了一场看起来永远结束不了的拆除与建设过程。那些用写在墙上、被圆圈包围、一道斜线切开的“拆”字，锈迹斑斑的绞手架、滚桶混凝土搅拌机，还有头顶黄色安全帽、一身灰尘、油污、蹲在马路边吃饭的建筑工人，已经变成北京生活的一部分，据说一些婴儿最先学会的词汇中，就有“吊车”。
这一切会另一位外来者惊讶甚至着迷，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更早、更成熟国家的人。他们的社会结构早已趋于稳定、城市建设在多年前就已完成，他们像处于某种“历史的终结”的沉闷中——即使要建设一条新路，在不同的机构都要不断争论后，可能还是不了了之。但是在北京，每隔几个月，一座立交桥突然出现了，刚铺好的路又被挖开了，城市在不断扩充、长高，被从内到外翻开。或许自从豪斯曼在19世纪中叶那场史诗般的改造巴黎行动之后，再没一个城市、一个时刻，像今天的北京这样“雄心勃勃”。
但是，巴黎的韵味还在，在那些小巷散步时，你似乎仍能感到夏多布里昂游荡的气息。而未来，不用太久，比如50年过后，人们将怎样看待北京这些毫无规则矗立起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呢——它们自我膨胀、自我炫耀，却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在傲慢的CCTV大楼对面的墙上，不是粉刷着这样的广告语吗：北京曼哈顿建筑地标 从此北京与世界等量齐观。
我们如此渴望地标，仿佛这座城市的三千年历史，还不足以证明自身。这个国家曾以凡事向后看的保守著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却以毫不惋惜的抛弃所有昔日、拥抱未来而闻名。在过去的50年中，这种激进的气质逾发鲜明，它在毛泽东生命中最后十年达到高峰，它从最高级的政治生活，扩展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们所遵循的一直逻辑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在现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基于其他形式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像共产主义运动一样要求人们同过去一刀两断，以此作为其入门的代价。”
贴在中国身上的“共产主义”的红色标签早已日渐褪色，代之以金光闪闪的“市场”等新标签，但其内在的逻辑却并未有太多改变。我们仍是一种“反历史”的姿态，迷恋以极度理性支撑的“唯物主义”，对于“进步”有着盲目的追逐。
所以，清晰可见的数字与显著的物理标志，经常是这样的社会最信赖的东西。所以，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出席政府的会议、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各种数字：经济增长率、人均GDP、人均住房面积、新修公路长度、新开航班数……每个城市都急于修建自己的广场、自己的标志性大楼，它越高越好、越奇特越好。如果你在今天的中国旅行，不管大都市还是小城镇，你几乎感受不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像是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新国家，一座超过20年的建筑都显得足够古老。
在这寻找新标志的全国性运动中，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被视作其终极目标。北京那暴风骤雨式的建设浪潮的很大一部分为其而存在。新的机场大楼、新地铁线路、新的体育场馆。我们对于这场体育运动的理解也是数字式的，它要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意味着最多的国家参与、最多的运动员到来、最多的国家级元首参加开幕式，我们还涉及一次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的火炬传递，它的路线长达85,000英里，有20000名火炬手，它不仅要涉及到中国主要省份与城市，还要遍及几大洲……不管这一切最终是否实现，但有一点已经极大达到，毫无疑问，北京是历史上最慷慨的主办城市，它所支出的经费要远远超出之前所有的主办城市。
但令人讽刺的是，在付出这些具体的、天文数字般代价后，我们希望得到却是某种抽象的回报。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表现得如此迷恋具体的事物，但内心真正渴望的却是无形的东西。作为整个国家和个人，我们夸耀了很多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制造的货物已遍布世界，但是内心深处我们仍觉得，好像我们还没赢得真正的尊敬，奥运会被理解成中国重回世界中心的标志，它与整个中华民族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屈辱经历有关，重新展示自己的繁荣、安定、强大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作为政权，在一遍又一遍地向它统治的民众宣称物质增长的具体成绩后，它却在担心正失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以来它对社会提供的凝集力来表现的，它难以被测量，但你却轻易的可以感受到。所以奥运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国社会正面临意识形态消退后出现的价值真空，人们发现除去金钱外，什么都不值得信任……这个政权急切的试图寻找除去金钱外的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纽带，以将如此众多的人和如此广阔的地区联系在一起。从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中激发起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儒家文化、中国传统的重新推崇，都曾被使用过。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奥运会的举办，更能激起普遍性的共鸣。体育与科技一样，看似是中性的、非政治的，而且在过去三十年中，它的确在重新为中国提供新凝聚力，1980年代的郎平、许海峰，都曾给予中国脆弱的社会信心以巨大鼓舞，姚明与刘翔的崛起，则是一个日渐繁荣、具有全球影响中国的新标志。
成功的举办它，将再度有力的证明现政权的合法性：在1949年之后对中国历史展开的新尝试中，或许前30年充满了坎坷，但接下来的30年却是一连串胜利，即使1989年的巨大风波也未能逆转，而这场一直向前的历史剧的编写者正是中国共产党，她借由“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新的思想工具，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于是，这过多象征意义，则使体育可能滑向了一种极端，它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排斥反省、不容质疑。
而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关于奥运会的一切混乱，不都是由于象征与意义的碰撞而产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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